我们常常说：“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，白说还要说。”然而，慎重其事地标举“空谈”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了。“空谈”这个名字很豁亮。正如只有权力机构才有“务虚会”，“空谈”也意味着“不谈则已，一谈惊人”。
《焦点访谈》是90年代的一个神话，它就像80年代的深圳特区。《焦点访谈》和深圳一样也是一个“特区”现象。在平常如果说我们在电视里好比是看戏的话，在《空谈》里，我们就好像在看彩排。刘涛在《感受浓情》中说：“人们常常把记者比做无冕之王，尤其是作为评论部《焦点访谈》的记者，在一些人眼中更是优待有加，但我知道，这并非是我们个人有什么可牛的，而是背靠大树的结果。”平常那些带着耀眼的光环的人物走下了舞台，把我们领到了舞台的后面。王同业在《我的大脑有点毛病》中说：“以往凡做批评报道，大都事先将国家政策的红头文件装进行囊，采访时高举尚方宝剑把当事人逼得哆哆嗦嗦，制造一出表面化的冲突，便告成功。……于是乎成就一期‘刺激’的批评报道，自己便有些飘飘然，更是严阵以待，准备投入下一次的‘战斗’。”刘涛引用过的一个法院院长的话说：“你们《焦点访谈》权力太大了，公安法院你们也能搞，小伙子你一年挣的钱还不得一个亿。”
《焦点访谈》的位置是特殊的，它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性的空间。它一方面既是庄严的作为国家声音的新闻联播节目的延伸；然而，另一方面它在广告和天气预报以后，努力贴近平常百姓的感觉。它的内容与新闻联播有着内在的联系。孙杰在《从＜焦点访谈＞看舆论监督的指向》中说：“《焦点访谈》是新闻专题栏目，……尽管我们节目报道的也都是具体的事件，但这种事件通常都具有深厚的新闻背景。当我们报道乱收费、滥占地、农民负担、企业摊派等诸多问题时，往往都是基于政府最新的政策和法令。”然而，它却与新闻联播的宣传构成了一种张力，其制作方式与新闻联播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，具有鲜明的个人化的主持人风格。
从《焦点访谈》、《东方时空》所衍生出来的不仅是新的媒体空间，而且也是新的生活方式。说明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重新组织规划，我们生活空间的重构。这不仅是简单的新的空间的衍生，而且是新的叙事的展示，一种新的生活的组织和规划，是在向我们不断讲述、规划新的生活故事和生活方式。新闻评论部从“焦点访谈”到“实话实说”等空间的不断分化、构造，说明了我们国家生活管理的不断规范化，向日常生活领域延伸，以致诞生了带有娱乐化倾向的“实话实说”的空间，在这里，用崔永元的话说“说真话已不能闯下大祸”。《焦点访谈》和《实话实说》的功能和风格是明显的不同的。《实话实说》是日常生活化的，人们在这里可以尽情言说，似乎没有什么禁忌和制约。孙侃在《成长的烦恼》中甚至自觉地警惕“成人”观念，唐晨光记述他拍摄《一路阳光》的感受和社会底层的生存那么贴近：“我突然感觉到，生活在现代社会最底层的小周林，有他幸运的一面，那就是，在他的眼里看到的世界是最真实的世界。一切人物在他的面前都剥去了伪装，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最低，所以人们不需要伪装，好人就是好人，在他面前表现出祥和帮助；坏人就是坏人，在他面前表现出凶恶、奸诈。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地流露出来，没有装腔作势，少有假冒伪善。不像某些领导阶层或权力机构人员那样不幸，因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显现出的是人们粉饰后的面孔，一切都是那么有礼有节，笑脸迎送，但极具欺骗性，要想了解真情是那样的困难。”我们会为这样一些布置出来的细碎的、人性的叙述所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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